之所以会存在基本权利被法律限制所虚化的现象，与其说是由于宪法规定了法律保留，毋宁说是由于宪法未要求基本权利的限制须具备其他要件，未规定基本权利的限制之限制，从而使有法律依据变为合宪地限制基本权利的充分条件。
对法人的声誉、商誉可能造成减损后果。因此，应当围绕行政处罚所涉及的违法行为是否与行政监管和风险管理密切相关这一核心要素，来界定行政处罚决定的社会影响。
此时，违法信息虽在专门的信用信息平台上公布，但并非监管者对违法行为人施加法定处罚之外的不利负担。从手段—目的合比例性的要求考虑，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开，主要应当适用于那些与公众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监管领域的处罚决定，而不是一刀切地对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需要成本，这既包括行政机关的制度成本，也包括相对人的权益成本，若是工具运用不当，这两者最终又会转变为社会成本。例如，个人因交通违章受处罚的信息，并不直接涉及公众利益，对此类处罚决定予以公开，更多是对个人声誉的影响，其中所蕴含的公共管理目标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晰，正当性基础尚有待明确。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三日内撤回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并公开说明理由。
为此，在《行政处罚法》实施中，有必要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一概念进行具体化，防止裁量权的滥用。四、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正是考虑到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不能做一刀切的简单化处理，尽管自 2018年 12月关于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实施以来，行政执法信息公示作为一项制度已经全面推开，《行政处罚法》在修订过程中，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依然采取了慎重的处理方式，在法律规定中对处罚决定公开保持了 一定的克制。[23]这一观点主张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要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切实有效，需变革现有的程序规定，一条路径是维持现有的宪法监督制度和程序基本不变，只对某些环节做出完善。
54参见王蔚：《客观法秩序与主观利益之协调——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之完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39页。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这些成果取得的原因在于立足于时代要求，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实际，既注重中国本土资源的发掘又积极吸收域外的有益经验。[57]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合宪性审查之所以必要，源于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和维护这一最高地位的需要，因此在制度选择方面就需要由有权威的机关来保障其地位，无论是设立独立的合宪性审查机关还是优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职责均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更多的观点主张从中国宪法规定和政治体制出发，成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合宪性审查机构来保障宪法实施。[18]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建议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协助机构，无宪法上的独立地位。
如就改革与宪法的稳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良性违宪争论，形成了相当多和有深度的学术成果。经过四十余年的法学教育、知识积累以及对国外经验的把握，我们的法律专业人士有能力担此重任，并且这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通过合宪性审查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素材，促进学术发展，学术研究为合宪性审查的推进提供智识支撑。[31]还有的认为合宪性审查的范围应该包括：第一是法律，若不能审查法律的合宪性将会损害合宪性审查机关的权威，使部分良法难以出台。[40] 三、合宪性审查的实践运行研究 在现行宪法实施后，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官方并未明确提出合宪性审查这一概念，但无论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相关的立法中，抑或是在相关的宪法事例中，均有大量的合宪性审查问题。
1989年，由许崇德、何华辉及魏定仁等编写的《中国宪法》开始专门阐述宪法监督问题，主要包括宪法监督实施的内容、意义、实施机关、方式以及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4、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实施监督》，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3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学术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有对本国制度的反思，还包括对域外有益经验合理借鉴的建言，这些都离不开必要的学术环境。
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原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明确其职能包括推进合宪性审查。（一）根植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实践 一旦步入法律虚无和无法无天的状态，宪法也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功能，对宪法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通过合宪性审查教义学的构建，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体系，有利于合宪性审查研究的深入。[6]大致从这一阶段开始，在宪法学教材中宪法监督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学界对合宪性审查研究的勃兴也始于这一阶段。
[25]周永坤教授认为应当由普通法院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理由在于，首先是法官的来源具有民主性。第二是审查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而特定机关以外的其他主体尤其是普通公民虽然有申请的实践，但并未能形成实质性的审查活动。[20]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可以开展虚实结合的合宪性审查，具体而言是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和宪法院的虚实结合监督体制，在操作路径上是通过修宪将宪法监督的权力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抽离，赋予人民宪法监督委员会和人民宪法院，前者主要体现政治性，而后者主要体现法律性，前者行使的主要是虚的权力，后者是实的权力。6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现行宪法实施以来，合宪性审查研究在基本概念的厘清、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推动合宪性审查制度运作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也存在诸如研究方向单一、本土话语不够、交叉研究有待加强等问题，未来的合宪性审查研究要着力予以破解，同时应当形成实践与学术研究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13] 近期有学者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的视角出发，认为宪法监督有助于党代表和执行人民意志，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
（二）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 日本有学者认为作为宪法的保障制度而起到最为重要之作用的，便是违宪审查制度。48参见前注44，封丽霞文，第112页。
42参见林彦：《法规审查制度运行的双重悖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第940-941页。任何浪漫主义的期待或者犬儒主义的妥协，都无助于该制度自身的生长，渐进式的进步总是优胜于沙上建塔或者止步不前。
最后是推动备案审查工作的数字化和科学化，实现不同地域和机关之间的联通和信息共享。32参见秦前红：《合宪性审查的意义、原则及推进》，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第73-74页。9［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8页。一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相对完整的概念体系和学术体系，虽然合宪性审查归属于宪法学中，但有自身的特点，无疑处在基本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规范行使的交汇点。
30参见皮纯协、任志宽：《完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载《政治与法律》1986年第4期，第45页。28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第3页。
[39] 还有观点主张应当通过宪法教义学的发展来推动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发展，由于我国的合宪性审查与立法机关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应当更加关注立法中的教义学构建，实现让立法者的‘依据宪法，制定本法从‘有宪法可依走向‘有宪法学理可依。当然，备案审查机构也在主动探索加强立法监督的实效，从2006年起，开始对两高报备的司法解释进行逐件审查研究。
其次，研究方向上多头并举。如何华辉教授在其《比较宪法学》一书中专章论述宪法的实施，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审查违宪活动的种类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等。
正如绝大多数犯罪不是按照刑法确定的固定犯罪类型来出现一样，合宪性问题也不可能按照我们关于学科的划分呈现在我们面前。[62]在物权法出台前，关于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的争论颇多，并且部分规定有着高度政治争议性。49参见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65页。[48] （二）人权保障个案中的研究 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案例，但在实践中发生的许多实例均直接指向宪法。
第二步制定专门的宪法监督法。[37] （四）审查规则的完善 现行宪法和《立法法》有关合宪性（合法性）审查的规定较为原则，在实践中具体适用有一定的困难。
25参见陈晓枫：《宪法监督模式论》，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44-45页。更需要意识到合宪性审查的开展与研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关注现实，实现多学科融合，如此才能实现我国合宪性审查的良性发展，为世界宪法实践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做出中国法律人的贡献。
47参见陈道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7期，第111页。63参见秦前红、涂四益：《物权法之争与宪法解释——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6页。
